本文盘点了今年两会上的全国人大及政协委员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遗传学领域的知名专家贺林对基因测序技术的突飞猛进式发展感到欣喜，同时对我国遗传咨询师人才的极度匮乏也深感忧虑。

他呼吁我国要早日实现健康中国和全民健康的目标，设立遗传咨询师职业是关键之举，而要扩大遗传咨询师队伍，提高遗传咨询师的专业度是首要任务，这些都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优生优育，缺一不可。孕期定期做产前检查可以有效的降低胎儿畸形概率，根据医院正规产检流程整个孕期需要做10次-15次产前检查，整个孕期产检总费用大约在4000多元，这对于农村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比不小的费用。

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泰宝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周峰建议加强高龄夫妇再生育咨询指导，做好优生优育全程服务；对城乡贫困居民孕妇彩超、唐筛等所有检查项目费用一律免除；对农村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适度减免，以保证农村妇女更好地做到优生优育。这对于保证母婴健康，减少新生儿畸形率，为提高人口质量，减轻社会负担均起到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当前，养老服务机构缺乏相应的收费标准。比如，医养体为养老机构老年人提供的医疗服务、社区医疗机构为家庭病床老年人提供的上门服务等，都不能享受医保门诊慢性病及医保住院的优惠政策，需要自行付费。

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市中医院党委书记虞鹤鸣建议：根据实际，调整医保政策，适当放宽医保准入，制定合理的养老收费标准，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到养老服务行业中去。

由于现在的妇幼保健体系是为独生子女准备的，不能适应全面二孩时代的到来；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服务功能亟待完善：高龄孕产妇人数比例上升明显，妊娠并发症与合并症发生率大幅增加，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的健康管理和临床救治能力不足；缺少鼓励二孩政策实施的相关配套政策（通过生育补助、税收优惠等政策与制度安排来分担家庭、企业压力等）影响了年轻父母的生育意愿。

江苏省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苏省委副主委、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院长沙勇在发言时呼吁，对二孩父母减免个人所得税、提供生育补贴费等，减轻家庭经济压力。

二孩政策落地，让高龄孕妇的数量增加了不少。各家医院产科门诊35岁以上二胎孕妇逐日增多，生殖中心门诊(不孕诊门诊)35岁以上曾分娩一胎的妇女前来咨询或不孕症检查的人也与日俱增。中年妇女怀孕在医学上称为高龄孕妇，年龄在35岁以上，这些孕妇易患妊娠期合并症，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适龄孕妇孕早期流产率为12%，高龄则为31%。孕妇年龄越大，胎儿畸形的发生率越高。

安徽省政协委员阮良之建议：加强高龄孕妇的孕期保健。高龄孕妇孕3个月内给予法定休假，尽量避免早期流产，由就诊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时间自确诊宫内妊娠开始到孕12周止；孕妇休假期间工资、福利不变。此外，产前筛查阳性的高龄孕妇应做产前诊断，产前诊断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由高龄孕妇产检所在的医疗机构负责组织免费的培训，内容涵盖孕前检查、孕期产检、产前筛查及产时产后的保健。

目前我国每年有近70万例心肌梗死（简称心梗）发生，但是仅有3.5万例获得了及时规范的救治。也就是说，95%的心梗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这也造成了我国心梗患者的死亡率极高。据统计，因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在我国居民疾病死亡构成的占比超过了40%，居于首位。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霍勇建议：患者要在出现胸痛的120分钟黄金时间之内，呼叫120等急救系统，由专业医生来及时施救。

目前医院买设备靠的是医院自身利润，在实施药品零差率后，医院大型医疗设备的添置将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形如不加以改善，数年后公立医院将面临无足够能力更换医疗设备的尴尬局面。

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向华建议在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后，建立并完善财政投入方向和内容的长效机制，适当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保证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转，确保政府财政补偿及时到位；提高医务人员待遇，规范医务人员行为，提高公立医院支出中薪酬支出所占比重，保障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加大公立医院固定资产投入；加强大型公立医院科研投入。

早诊早治是国际公认的对抗癌症的最有效手段。如果能够正规体检、及时发现，早期癌症治愈率可达90%以上，且可节约大量治疗费用。然而，我国体检普遍对癌症针对性不强，癌症检出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3-1/4，这是我国癌症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癌症发病和死亡人数已居世界第一位，随着人口进一步老龄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累计效应，癌症发病率还将进一步大幅升高。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罗永章委员建议国家制定引导扶持政策，将防癌体检放到一、二级医院开展，同时增强一、二级医院的软硬件资源配置，规范技术标准，让城乡居民便利的接受正规检查。这不仅能促进医疗资源的高效率合理利用，还可以为一、二级医院的运营带来生机和活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推动深化分级诊疗制度实施。

全国政协委员、奇正藏药董事长雷菊芳呼吁，中医药主管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制定古代经典名方目录时，务必根据《中医药法》的精神，对符合规定的民族医药古代经典名方平等、公正地对待，加快民族医药经典名方目录的研究和出台。

恶性肿瘤花费是农村地区疾病负担的重要构成。其中，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占到了农村恶性肿瘤发病率的40.68%，这些地区的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又呈现出低早诊率(〈10%)、高死亡率的特点，是导致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丧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一大因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王贵齐建议国家对国家级贫困县扩大上消化道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覆盖面，从而有效提高这些地区上消化道癌症早发现和早治疗水平，并从根本上促进这些区域因病致贫问题的解决。

流行病学关于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调查结果显示，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是导致慢性病发生的主要诱因，其影响作用占到了60%以上，而生物学因素对慢病发生和治疗所起到的作用仅占比8%。这说明了为什么当今社会比较流行的以“治病”为目标的医学模式，不足以遏制慢性病蔓延的趋势。国际社会的研究已经证实，要有效控制非传染性慢病，要改变当前以治病为主要目标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四者相结合的新医学模式（人的医学）。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陈凯先建议：在我国进一步深化医改的过程中，在维护人们健康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

由于收入待遇低、劳动负荷重，目前国内儿科医护队伍不稳定，岌岌可危，不少儿科医生从业一段时间后就选择转岗或者放弃职业。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一是国家给儿科医生定项补助，稳定现有儿科医生队伍，二是要鼓励培养人才，国家需要按照医院儿科床位和诊疗队伍人数给予直投补助经费，补贴儿科医生因创收难而损失的那部分奖金。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认为还可以适当上调儿童诊疗费，其增加部分可通过扩大儿童医保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等措施进行弥补，政府有关部门可针对儿童医院与设有儿科的综合性医院制定专门补偿机制，缓解当前儿科“亏本经营”的窘境。伤医事件需得到遏制！

我们国家的法律对医务人员的限制很多，有一百多条；对医务人员权利的保障，我们国家的法律却是缺少的。在欧美国家，对医生在其职业暴露中的各种风险都会进行保护，连辱骂医生都会被警察抓起来，受到法律制裁。医生是特殊的人群，在特殊的职业环境中，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我们期待对医生应该有一些法律上的补偿，并应该能够收到实效。

全国政协委员、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温建民建议“增设扰乱医疗秩序罪”，伤医事件若得不到遏制，会大大影响医护人员对生命的救治，最终对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不利。

现在医疗服务价格执行的是20年前的标准。比如专家看病挂号费才7元，护士夜班通宵一级护理的费用是15元，二级护理10元，三级护理5元。技术劳动太不值钱了。应该提高专家、医护人员技术服务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南部战区总医院教授浦金辉赞成取消以药养医，提高技术服务收入。现在住院的费用的确比较高。病人住院药品费占了40%左右，医护人员技术服务性服务占10%~20%，如果把专家看病、分析、手术等有创造性价值的服务增加，那么病人所做的检查也会少很多。相对费用也会降下来。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广东省委会主委，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马光瑜呼吁推进“三医合一”，医改这些年政府的投入是巨大的，医疗保障有了很大的改进，个人负担有所降低，但是医生、患者的感觉都不是那么满意。这是因为医保、医院和医疗管理部门没有形成很好的合力所致。建议把这三个部门统一起来，让医改有内行参与，更有合力更高效。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认为，未来的放射科医生、药剂师等都将出现人才紧缺现象。当前，95%的二级以上医院儿科医生不足，而医疗人才的培养有其特殊性，少则8年，长则10年，才会培养出一名可以坐诊看病的大夫。如果不从战略层面考虑，这一领域的供需矛盾将很难解决。例如，现在预测出明年某一领域医护人员将出现缺口，可是，教育系统哪来得及明年就交付这样一批合格的医护人员呢？

如果能建立国家层面的医疗人才预警机制，这种状况可以有效避免。

乡村医生待遇低是一个多年以来的话题。当然，不光是乡村医生，包括城市的社区医生，他们既然负责了所在区域的居民健保，做居民的家庭医生，就不能要求他们只有责任，而没有更进一步的利益。

丰台区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肾病科主任马列清呼吁切实希望真正能够把他负责的区域健保费用拿出来一部分给医生，否则这种模式就很难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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