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到2016年，期间最少审批17种（2002年），最多审批53种（1996年），分析称1996年的大丰收是由于FDA在当年进行了监管改革，需要清理积压的申请，从而使得批准数量增多。

以全球生物制药巨头诺华为例，2015年，诺华心衰药Entresto（LCZ696）获FDA批准，这被视为心脏病治疗领域的重大里程碑，因为Entresto比过去标准治疗药物具有更显著的临床疗效和更高的安全性。Entresto为血管紧张素Ⅱ受体与脑啡肽酶的双重抑制剂，起初是作为一种新型降血压药物进行研发的，但后来发现Entresto能以多种方式作用于心脏的神经内分泌系统，明显降低泵血不足的心衰患者的心血管死亡和心衰住院风险，遂作为抗心衰药面世。

Gleevec(格列卫)是诺华研发的治疗慢性脊髓性白血病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CML) 的一种小分子化学药物，于2001年被FDA批准上市，也是当时重磅新药之一，开启了白血病等癌症疗法新篇章。虽然Gleevec在医疗研究与临床治疗方面意义重大，可谓患者福音，但由于白血病受众面窄，消费市场有限，如果上市有违商业规律，可能面临亏损，但诺华认为制药公司也有救死扶伤的责任和使命，最终坚持完成了Gleevec的研发和审批, Gleevec从临床实验到审批通过仅用了近3年，尤其是审批速度之快更是破了新药史的记录，再创业界奇迹。

Gleevec就是一种典型的“孤儿药”，“孤儿药”是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罕见病的药品，由于罕见病患病人群少、市场需求少、研发成本高，很少有制药企业关注其治疗药物的研发，这些药被形象地称为“孤儿药”。作为一种新型的分子定靶药物，Gleevec提供了癌症疗法的新途径，对治疗其它有更大患者群的癌症具有启示作用，所以诺华后来也在积极拓展它的适应症，如研究它和其它药物联合治疗对肺癌等癌症的作用。

事实证明，诺华的坚持是值得的，Gleevec从2001年上市至今，虽然市场小，但最终还是盈利的，2015年销售接近50亿美元，这是诺华名利双收的最好证明。

从诺华的故事可以得到：

启示一新药研发的进程可以加快，时间可以缩短。

事实为证，诺华的Gleevec从FIH到上市花了3年时间（CML）,BMS开发Dasatinib从FIH到上市花了2年半（CML）,AZ的Tagrisso从FIH到上市花了2年8个月（T790M突变）。

国外新药研发效率之高与FDA审批流程密切相关，FDA对具有突破意义的新药设置有快速通道、优先审评、加速批准与特别审批等“绿色通道”，这种审批特权无疑加快新药的上市进程。

启示二是要想保证新药高效成功，需要遵从5个“正确”，即5R原则：

1、 找到正确的分子靶点；

2、 设计出能抵达正确生理组织的药物；

3、 药物安全性上达到正确的水平；

4、 选择正确的病人；

5、 找到正确的市场；

拿“孤儿药”来说，目前我国对于“孤儿药”的研发仍处于一片空白，罕见病患者的治疗药物基本依赖国外进口，结果很多罕见病患者被迫选择昂贵的进口药，或为了治病铤而走险，购买违法代购药品，还有的因为缺乏购买渠道只能有病却无药可救。

如何改善现状，改进中国新药研发模式？郑博士作了精辟的归纳总结：

     1、VIC+ (轻资产模式）

2、 国际化-引进和转让（海归研发公司)

3、 海外并购（上市公司）

4、 海外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大型药企）

5、 资本+海外顶尖团队（新型创业快速上市型）

VIC+（轻资产模式） 

VIC+是指V=VC，I=IP，C=CRO，“+”的意思是将项目管理和质量管理体系应用在该摸式中；属于被实践反复证明的具有最高效、最经济的巨大优势的创新模式，也被称为轻资产或虚拟研发模式。通过风险投资机构VC注入资本现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IP）将核心专利技术与CRO公司开展外包合作，实现数据分析、临床实验、批量生产、市场销售等服务落地和商业闭环，三方各司其职，共同完成新药的理论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完美蜕变。

这种方式极大地激发创新力，解放生产力，只要有好的ideal，就能梦想成真。郑博士介绍，药明康德曾成功帮助一个仅有“两个半人”（“半个人”是财务）的创业公司完成了一个孤儿药研发的临床前研究，并对这家公司进行了投资，最终让该药物走向临床，而该公司也被外企以高价收购。这对于业界的启发便是：国内CRO行业已经相当成熟，创业者只需要有自己的原创性的思路，甚至不需要自己配备研发条件，研发全部外包，就能快速诞生新药。

国际化-引进和转让（海归研发公司)

转化和引进是我国制药产业走向国际化的捷径之一，也是必经之路。具有海外背景的创新公司凭借信息与资源优势，通过专利授权与转让，能捷足先登地参与到国际合作研发药品的开放性模式当中，也能加快药品全球化的上市推广。

专利转让的优点明显，比如中国药企自身在创新药的研发推广方面缺乏经验，通过权益转让能降低开发风险并获得现金流，降低在海外临床实验、审批、市场推广的成本和风险，而且国外对新药市场更宽容，良好的氛围有利于新药获得更高利润，反过来，新药的海外审批也能助推国内市场的审批。

典型案例如，和记黄埔是国内最早做国际化转让的公司，在2013年合计有超过1亿美金的转让费；恒瑞的PD-1转让给Incyte，总金额达7.95亿美金；信达和礼来关于三个肿瘤免疫治疗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寻求全球开发合作，里程碑付款总金额超过10亿美金；正大天晴转让乙肝药物海外权益给美国强生公司，总金额达2.5亿美元。

除了“走出去”，还有” 引进来“，引进合作模式也有利于开辟空白的国内市场，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获得转让权的国内企业不仅能针对性地再开发适合亚裔人的新药品种，也能更容易获得国内新药审批，缩短上市周期。比如，有华医药（Hua Medicine），歌礼等国内药物研发公司引进国外产品在中国进行研发和产业化；再鼎医药，刚刚获B轮融资1亿美金，通过引进国际药企的项目，在中国通过CRO来研发和产业化；2016年10月，三生生物6.7亿美金获得阿斯利康糖尿病药物中国销售权等先例。

海外并购（上市公司）

国内药企地国际化之路如今已呈现多形式、多层次、多元化的面貌。海外并购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比如人福并购了5家美国公司，布局海外创新药物和仿制药市场；复星医药在印度15亿美金收购注射剂药厂等等。

资料显示，2017年医药行业并购大趋势火热不减，海外并购对优质医药资源整合、加速全球市场推进、完成产业链布局等具有重要作用，一些本土制药巨头瞄准海外药企部分原因是国内市场竞争激烈，政策限制药价。为了拓展市场，增加竞争力，上市药企考虑购置海外药企。另一方面，海外股市的药企PE比国内低，从投资角度来说，国内药企会选择购置海外标的。

海外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大型药企）

为拓展市场，加速制药企业全球推广，国内大型药企抢滩国际市场的手段之一就是建立海外合作研发中心，这不仅能引进海外高端人才，为新药研发加码加力，也能在多地同时开展新药审批。

以华海为例，2004年，华海就在美国成立了分公司，构建了以美国研发为先导、上海研发为核心、本部研发为生产支持的研发体系，通过引进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和国外高端制药设备，保证药品研发的高水平和高质量，实现与国际化水平的同步接轨。

此外还有科伦、绿叶、齐鲁、恒瑞等国内大型药企也纷纷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昭衍等药企还建立了海外孵化器。

资本+海外顶尖团队（新型创业快速上市型）

投资机构作为金主注入资金，扶持海外顶尖医药团队，两者强强联合是追求“短平快”的创新打法，能让新型创业企业快速上市获利。如喜康生物（JHL Biotech）2013年成立，由美国凯鹏华盈，中国红杉资本以及台湾1亿美金的资本共同投资，邀请美国基因泰克公司资深的科学家团队加入，从创业到IPO 只用了2年半时间。

全球范围来看，新药研发具有以下特点：

1、 因为高昂的研发成本、上市周期长、高失败率等不确定因素，创新抗体药物的研发过程表现得曲折缓慢，要历经靶点发现、药品候选、药品注册、临床前实验、临床实验（1期、2期、3期）等过程。

2、 近年来新药研发产率在不断增加，这与跨国药企研发费用的高营收比率有关，比较排名前列的著名跨国药企数据，可发现如Celgene的研发费用占营收额将近40%，与国内不足5%的研发投入形成鲜明反差；

3、 临床实验中生物标记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临床实验1期中，有生物标记为依据的新药通过率是没有biomarker的将近3倍；其余阶段，前者审批成功率均高于后者。

4、 孤儿药相比慢病药物和其他药物，更受审批者青睐，有更高的上市成功率；

5、 非肿瘤药物也具有更高的上市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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