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医疗领域的创新与转化备受市场关注。而在这种高关注之下，作为创新力的“生产方”，科研院校自然而然成为了这场“加速跑”的焦点。

但囿于体系束缚和认识偏差，目前我国科研院校在医疗创新和转化上大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真正有转化价值的科研成果较少，且转化成功率普遍偏低。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例如市场认知存在偏差、转化体系建设不健全、商业化路径不清晰、专业性能力薄弱等等。这些核心因素在时间的沉淀中逐渐缠绕在一起，在医疗创新与转化前进的道路上系上了一个“小结”。

为打开这个“小结”，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在近日结束的“第六届未来医疗100强大会”科研成果转化论坛上，清华工研院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王竟菁、北京大学医学部产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技术转移办公室主任、北大医学科创中心运行理事会秘书长沈娟、浙江大学健康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邢以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西部医药技术转移中心主任雷娟以及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物与医药事业部副主任温涛，就“科研院校医疗成果转化实践模式与趋势”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以下为讲话实录，为便于读者阅读，动脉橙果局在文字上做了不改变原意的编辑：

王竟菁（主持人）：请各位嘉宾简单做下自我介绍，以及所在机构目前在医疗创新与转化方面正在做的事情？

沈娟：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沈娟。北京大学医学部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搭建了负责转化全流程管理职能的产业办/技术转移和负责面向社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北大医学科创中心这两个互为补充、互相支撑的部门和架构，来共同促进北大医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邢以群：相较于其他几位嘉宾，我算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新兵”。2016年，我们浙江大学开设了医疗健康产业MBA的项目，算是全国最早一批开设该项目的高校。当时，我是担任了项目的学术主任，由此就跨入了医疗健康这个领域。

从进入这个领域开始，我发现教育没有研究的支撑是不行的。所以在浙江大学的支持下，我组建了浙江大学健康产业创新研究中心，并担任了主任。

但后来又发现，同学们做创新创业光靠商业模式是不行的，必须要以技术的创新为基础。所以在各方的支持下，我们又设立了医疗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同时，我们还将浙江大学理工科的力量和浙江大学医学院、药学院以及众多附属医院的力量整合起来，一起来推动医疗科技成果的商业化。

雷娟：我是来自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技术转移中心的雷娟。中心成立于2012年，是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与四川省、市和区政府直属单位共建的独立法人机构。中心于2014、2018年分别获批科技部“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国家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中心为创新项目提供技术商业化全覆盖、一站式的服务，是华西医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平台与窗口。现有团队近40人。截至目前我也有近十年的工作经验，对研究性大学的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也有了一些体会和思考。

温涛：我是来自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温涛，长三角国创中心是在2020年10月由国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国创中心主要是关注科研技术的转化，将国家战略部署与长三角区域创新有机结合，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国创中心关注的行业不局限于生物医药领域，同时还有材料、信息技术制造与装备等，几乎是全领域的覆盖。目前，我们中心已经建设了80多家研究所，拥有研发人员近1.4万人，转移转化技术成果达6000项，服务企业累计超过2万家，实现研发产业产值近220亿人民币。

我本人所属的部门是生物与医药事业部，部门主要聚焦于创新药、医疗器械以及大健康领域，核心工作是搭建研发平台，组织重大研发项目，同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王竟菁（主持人）：我们清华工研院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主要聚焦于打造全新的生态链条，让技术和临床的实际刚需能够精敏精准地匹配，在我们的全链条的支撑下从而产出能够符合临床需求的创新产品。所以，我们着重于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建设以科研、临床为核心的生态圈的建设。

王竟菁（主持人）：相信大家也注意到当前医疗创新转化的热度是与日俱增的，所以想请各位嘉宾谈一下对医疗创新转化的热度上涨这一现象有怎样的看法，同时也想听听大家对于创新转化不同的认识，以及自身所在机构有哪些创新型的做法？

沈娟：创新一直以来都是高校的使命和关键词。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高校在完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之外，如何更好地反哺于社会，让科研成果更好的服务社会，成为了当前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沿着这一理念，北大医学部在北京大学整体的制度框架下出台了一系列适应医学学科特点的转化相关政策，同时还在激励机制上不断完善，努力将专家团队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让更多的科研团队愿意投身到成果转化的工作中去。

同时，我们也会重点抓住北大医学学科交叉的优势，充分发挥北大医学的协同效应。挖掘北京大学和各兄弟院校在信息学科、材料学科等与医学发展密切相关的理工科进行优势互补，推动合作，促进交叉，从而更好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我们已经围绕着科技成果转化的使命，打造了北大医学科创中心三个中心的功能，即科技创新活动中心、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以及创新创业培训中心，并将这三者进行紧密连接，推动成果转化进一步发展。

未来，非常希望能够在国家和北京市的政策指导下，在医学创新与转化这个新兴产业链上，体现北大医学部的使命与担当。

邢以群：这些年为什么成果转化能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我们看来，关键还是在于国家的推动。在“健康中国”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推出的过程中，需要我们把科技面向人民健康，那么创新以及成果的转化，自然而然就成为了焦点。

从如何落实来看，考核这个指挥棒是最有效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医学部也好，理工科也好，它都有一个学科评价的指标，就是科研成果转化率。

以前我们评价科研成果的多少，主要是专利、发明的数量，而现在是以转化率为标准。如果成果的“分母”大，但转化成功的“分子”小，那么这个评价反而是差的。所以现在大家更注重的是怎么去做大这个“分子”，也就是如何提升科研成果的转化率。

除了转化率，科技成果的转化额也成为了当前医院绩效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医院也开始转向，越来越重视医疗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

此外，站在资本的角度，人民健康肯定是我们今后消费最重要的一个热点，所以资本也会非常重视医疗健康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因此，新药和医疗器械的研发，包括康复等细分领域的研发成果，都成为了资本追捧的热点。

那我们又是怎么去做的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其他院系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虽然我们在商学方面有非常强劲的力量储备，但在医疗科技等方面就显得不那么擅长了。

所以，我们跟擅长医学、材料、信电、计算机等专业院系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把技术力量整合起来。同时，与妇保、儿保等医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增加我们在医学方面的专业程度。

也就是说把科技成果转化这件事交给我们商学的人来做，让其他院系和医护人员发挥所长主攻研发，实现“术业有专攻”。

雷娟：今年也是我们中心成立十周年，回看整个发展历程，我们有一种深刻的感受——医疗领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创新，各方创新和转化的热情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高涨。

从现在整个国家战略需求来讲，创新成果转化，既符合我们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又符合我们健康中国的整体战略。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对新的诊疗产品、方案、技术的需求也不断上涨。因此，现在是做医疗领域创新转化最好的时代。

从完善法律法规进一步促进创新激进性来讲，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加强科技创新和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我们的激励政策等各方面政策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科研人员的创新转化激励已经完全到位。

接下来，我们真正该思考的是，如何从早期的“成果端”过渡到最后的“商业转化端”？

从我们技术转移机构来看，为解决科研成果从“产品化”到“商业化”这一阶段面临的痛点，应该进一步促进医药卫生技术、资本、人才、服务等创新资源深度融合与优化配置，搭建一个“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态圈。这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

那我们做了什么呢？首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制定了行业知名的“华西九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激励政策，建立了完备的工作机制及服务流程，并通过成立精准医学产业创新联盟、建立成果转化基金、建设转化医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申报组织建设新型研发机构等方式，构建了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圈，在项目源头确保了商业化前景。

而作为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医药技术转移中心建立了标准化服务流程，通过连接外部资源，构建全链条涵盖的技术商业化服务体系，为项目组提供可行性论证、商业化价值评估、项目落地条件谈判等服务，加速了成果转化的过程。

温涛：江苏属于布局医疗器械产业较早的省份。据统计，截止去年3月底，江苏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有3536家，位居全国第二，但以一次性医疗器械和耗材等低端产品为主，和京津冀、大湾区的高端器械研发还是有所差距。

因此，去年年底，江苏就把新兴医疗器械产业链列为了全省着力培育的30条优势产业链之一，并在政策上、人员上给予了一定的倾斜。

近几年是医疗创新的机遇期和窗口期，江苏也定下了新的目标：力争“十四五”末医疗器械产业规模突破1500亿，培育1-2家龙头企业，打造一批产值10亿元以上的骨干企业，将江苏的新型医疗器械产业打造成具有国际水平的地标性产业。

不但在产业链上，在科研资源上也进行了优势整合。去年，江苏最好的工科院校东南大学和江苏最好的医科院校南京医科大学组建了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其目的就是希望从医学角度去挖掘医疗器械研发的关键痛点，从工程角度为医学发展提供支持与帮助。

王竟菁（主持人）：作为成果转化体系的参与者，我们不得不直面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依然很低。这意味着当前我们在成果转化的路上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与痛点，所以接下来想请各位嘉宾分享一下您认为目前最痛的痛点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沈娟：确实如主持人所说，虽然我们都在努力地促进转化，学校也在不断地投入各种资源去帮助科研团队做转化，但转化率偏低的问题仍然存在。作为科技成果转化队伍中的一员，确实感觉这个工作需要耐心、勇气和毅力。

我觉得一方面，这跟科研的生态体系建设有很大关系。工作中经常遇到是等到科研结果出来了才开始探讨转化，有时候确实会偏晚。我认为应该在科研项目的最初设计阶段，就能加入转化的理念，为未来的转化留好预期和可能性。

另一个就是科研团队做转化的意识还是不足。医学院校的科研团队很多都是医生护士，他们工作很忙，很难抽出时间做转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非常需要一个团队来帮助他们，比如今年我们提出了“科研秘书技术经纪人计划”，希望发挥科研秘书的力量去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去做转化，共同提高转化的意识。

第三就是高校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不足。项目对接之后还需要更精准的匹配，对项目和企业都要进行精准的刻画，促进更好的互动，将资源充分利用。比如现在国内有一定规模的医药企业都在做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对应的就是高校的转化。双方形成匹配，才能够达到社会资源和学校资源的良性互动。

雷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共性的痛点就是供给端的质量问题。我们希望是从源头介入，全程管理，确保项目在立项阶段就充分的考虑了商业化价值合前景“以终为始”，而不是等科研有了成果，再考虑后续转化的问题。

也许从科研的角度、创新的角度，它是好的专利，但从产业的角度，就不一定是能够实现产业化的成果。

所以我们医院也跟北大一样，启动了针对于重大科研项目知识产权的全流程管理。在全流程管理中，每个项目都会匹配相应的技术经理人，做到从科研项目立项开始，研究人员就能用产业的思维去分析相关研究领域能做的研究项目。

而另外一个非常普遍的痛点，就是我们在医疗器械创新过程中工科团队的缺乏。这是因为医疗器械技术发展所涵盖的专业领域过于广阔，相关领域的人才也较为稀缺，多领域交叉融合创新的沟通机制、合作机制尚未完善。

2019年，四川大学与华西医院共同建设了医工结合“三中心、一平台”，还设立了医工融合专项基金支持的重点项目和探索项目。

但我们认为这样的机制还需要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不然双方的合作将无法实现常态化，同时也缺乏组织推进和早期的商业化价值评估、设计。研究人员将“发文章、做课题”作为科研的终点开展合作是不行的。

最后一个我们认为的痛点是缺乏“概念验证”环节。科技成果大多处在实验室阶段，中试熟化相关的平台、技术、人才投入不足，研发脱离了市场。

概念验证处于基础研究与技术成熟商业化之间比较靠前的环节，它既是技术创新链的一个阶段，又是跨越“死亡之谷”的第一步，更是科技成果转化亟需突破的“最初一公里”。所以我们应该重视相关平台的建设，使之成为“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的中转站和加速器”。

邢以群：我们进入转化领域后才发现很多专利、成果是没有商业价值的，它们是为了评职称、发论文而做的。无论是教授也好，还是医护一线的专家也好，如果做科研的目的是为了发文章，那么转化的成功率就肯定不会高。因此，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有的科技成果商业价值不大——这是一个现实。

第二个问题就是科技成果原创性不足。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果说一个项目没有原创性、创新性，那它的商业价值也不会太大。

第三个问题是医工商三方之间动机不一、相互之间会有目标冲突，难以建立信任机制和长期合作机制。大多数科研人员因为受自身能力结构限制，加上本职工作任务过重，导致商业化能力和精力都有所缺乏。

本来与从事商业的企业合作可以实现互补，但合作中，医工追求论文和项目，不关注商业化，企业急功近利，缺乏耐心，在需要较长时间验证、取证才能走向市场的医疗健康领域，信任和合作机制难建立。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取了两种措施。

第一是加大商业化的全程介入。我们从选题开始就介入其中，整合有技术先进性的、有一线应用场景、有商业价值的项目，三者合一的去申报课题。

在研发环节，我们也会评价它商业化的可行性，包括竞争对手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技术门槛、收费、付费等问题，提供商业化可行性评估服务。在成果出来后，帮助设计商业模式，寻找切入点和融资的方案。

第二是提供第四方利益机制的保障。让专职人员以产品经理的角色介入，并为医工商合作各方提供第四方担保，从而全程把控项目研发，并固化三方合作和利益分配的机制，保证三方人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研发有商业价值的高质量科技成果上去。

温涛：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很多创新医疗项目在原始概念产生阶段缺乏工程化、产业化支撑和验证。在应用研究阶段，又缺乏一些跨领域、系统化工程转化的帮助。

在成果转化的推广阶段，需要比较高成熟度的、能提供精准服务的综合配套服务，包括中试生产、合规审查、法规咨询等。这些都需要相应专业的团队或者机构去做，如何整合这样的团队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我们希望能够为江苏乃至长三角范围内的创新医疗项目创造条件，打造创新性医疗器械的研发与服务平台，帮助科研人员提出能够商业化的idea，从工程化的角度分析出市场前景以及转化成果机率。

同时，我们也期待在医学创新工程化方面能有更多的人才资源，希望能够利用好江苏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资源，从医疗器械研发与应用的角度去培养大批的产业化专业人才。

新的政策要求和创新环境为整个医疗行业都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也对科研院校在创新与转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各大院校、科研人员都在尝试通过不同的方式，或深或浅地参与到创新与转化事业之中，这使得创新项目逐渐增多，转化需求也大幅增加。

但对于国内绝大多数科研院校来说，如何进行创新与转化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课题，它们需要在现阶段不断地探索和积累，并结合自身优势，开辟出适合自身发展的创新转化路径。

这一定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毕竟创新与转化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这个链条之中，任何成就都需要经过时间的锤炼以及多方的共同努力，不能急于求成。这是“过来人”给予我们的经验，同时也是我们在未来需要不断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