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有超2000万儿童青少年正在遭受ADHD的困扰，但儿童精神科专业医生数量不超500人，且优质医生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大三甲医院。此外，ADHD就诊率不足20%，仅约三分之一的患者接受了正规治疗。

总体来看，目前ADHD诊疗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供需严重失衡、现有方案多有局限，未来还有很多挖掘机会的空间。那么，数字疗法的出现能否填补这些空白？究竟带来了哪些创新和医疗价值？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如何？一线的医学专家们究竟有怎样的感受和判断？

特邀亚洲ADHD联盟主席、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ADHD指南的郑毅教授特邀对中国ADHD数字疗法的发展进行点评和展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病学团队首席专家、主任医师，亚洲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前主任委员 郑毅

郑毅教授说：ADHD是学龄儿童中发病率最高的神经发育障碍疾病，病因十分复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病学团队首席专家郑毅教授介绍道，多年来临床上一直采取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药物疗法多使用兴奋剂类药物，起效快但副作用相对明显。非药物疗法中，行为干预训练对治疗环境、师资、标准化要求较高，导致机构干预可行性差，普及率低；经颅磁刺激以及直流电刺激则循证医学依据不足，电磁刺激是否会对大脑产生长期影响一直存在争议。

考虑到ADHD疾病特征、药物疗效和副作用、非药物治疗的局限与风险，全球都在不断地研发各种治疗方法。例如我国有中医治疗方法，国外在研究运动疗法、饮食疗法，现在最新的是数字疗法。

数字疗法基于循证医学和人工智能的特点，使得治疗具备易操作、标准化、专业化、科学化的优势，可以克服药物的副作用和行为训练的不统一、不标准、难落实、环境要求高这些客观不足。

另外，数字疗法完全无创，是通过高科技的智能运算和程序细化，对患者进行正确引导，来改善其大脑认知结构、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等。数字疗法若能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良好的疗效证实，将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治疗方法和产品。目前FDA已有ADHD数字疗法产品的批准先例，郑毅教授表示临床上也很关注数字疗法的进展。

在数字疗法的接受和普及方面，虽然数字疗法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认知挑战，但在医生层面，尤其年轻医生们，郑毅教授表示非常有信心。在许多学术交流会上，很多年轻医生对于数字疗法的反馈非常积极。现在网络技术十分发达，也应该利用好互联网平台向各级医生传递信息。

郑毅教授还提到，方寸医生的平台已经签约了全国500多家三甲医院，链接了1500名专业的医生。这是一个长期专注于ADHD领域，从药物到管理到数字疗法的全方位服务平台，再加上传统的教育培训、学术交流会，相信数字疗法这类新技术新疗法的推广和普及要快于传统的药物。

同时，数字疗法不像兴奋剂类药物，受到医院级别和医生水平的限制，有互联网的地方都能去到。未来大的专科医院可以专注于治疗ADHD疑难、共患病这类复杂疾病，而轻微初级的疾病可能依靠数字疗法就可以解决，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诊疗模式的创新。目前ADHD的就诊率不到20%，数字疗法未来的普及也可以唤起公众对疾病的关注、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使其正确面对疾病、接受治疗，从而大大提升ADHD的就诊率和治疗率。

郑毅教授表示，美国数字疗法企业Akili有一款用于治疗ADHD的EndeavorRx，其释义是“奋进、开拓”。而在中国，安定医院与方寸医生最早开展了正规的数字疗法双盲随机对照研究合作，因此方寸医生数字疗法也具有开拓和奋进的意义，非常具有代表性。

据郑毅教授介绍，方寸医生的数字疗法临床试验设计十分严谨，患者入组初期就收到了重要的反馈——孩子们的配合度、成功率都非常高。家长可以感受到这是无创安全有效的方法，也证明了数字疗法的潜力非常大。日后通过NMPA审批后，方寸医生还将开展大规模真实世界样本研究，可以迅速和各级医生联动起来，希望能让中国的孩子更快更早地从中获益。

郑毅教授还提出，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十分发达，国人对数字程序化的东西大脑敏感度也更高，庞大的患者基数也有利于数字疗法的迭代和优化。因此，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民族自信，相信中国研发的数字疗法产品会优于西方国家，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