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2300万ADHD患者，中国人口的基数也决定了ADHD儿童患者数量巨大，如何给这些患者提供更好的更适合的治疗方案是每名相关医生的疑问，随着数字疗法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的答案愈发清晰起来。对此，动脉网对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儿童心理中心杨莉研究员进行了访谈，深入了解其对ADHD数字疗法的观点和期望。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中心副主任、世界ADHD联盟副主席 杨莉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研究员杨莉告诉动脉网，数字疗法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近年来随着AI、VR等技术的发展，基于这些新兴技术的ADHD数字疗法产品不断涌现，并且具备易操作、智能化、趣味化、副作用少等优点，得到了广泛关注。

ADHD数字疗法特别适合几类人群。一是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群体。至少有三分之一的ADHD患者的药效不理想或不耐受，出现症状残留或药物副作用，需要联合非药物治疗。二是药物治疗接受度差的群体。有些ADHD孩子的家长对药物治疗存在顾虑，非药物干预就可以给予孩子最初及时的帮助。

杨莉教授表示，目前只有国外的极少数ADHD数字疗法产品通过了审批并开展临床应用。这些获批产品都经过了严格的临床疗效研究与验证，国内产品的上市路径也须如此。例如方寸医生从确定ADHD数字疗法产品方向、训练方案设计、产品定型的全过程都经过了严格仔细的考察与验证。

数字疗法临床试验评价指标其实与药物临床试验比较类似，要通过严谨严格的随机对照双盲研究，观察其疗效、副作用、依从性等等，对于精神心理类疾病疗法还需要通过不同的知情人来了解孩子的核心症状改善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这方面，方寸医生正在进行严格的临床试验。从临床上患者试用的过程来看，患者对于数字疗法的接受度以及疗效反馈都很不错。杨莉教授表示特别希望能看到其最终的临床评估结果，希望能为那些无法接受药物治疗或者是行为训练的患者提供真正有益的治疗补充。

而关于医院及医生对于数字疗法产品的选择，杨莉教授也给出了几个参考维度。第一，疗效。只有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治疗工具才具备临床价值。第二，趣味性。孩子只有对产品感兴趣才能够坚持治疗获得疗效。第三，可获得性。认知行为训练需要反复多次甚至高频进行，如果治疗环境只在院内，则可能会限制家长和孩子对于产品的使用，因此产品使用场景的突破十分重要。第四，经济性。如果数字疗法治疗费用过高导致家庭难以负担，也会让家长对于产品的选择大打折扣。第五，家长和孩子的治疗反馈。医生一定会看家长和孩子的使用情况，只有他们愿意坚持治疗并真正获益，才能持续促进医生对于产品的认可。

最近方寸医生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等国内顶级医疗机构展开了深度合作。方寸医生的ADHD辅助治疗数字疗法产品（FocusPro1）也已经进入全国多中心多项临床试验阶段，预计将于年内取得NMPA二类医疗器械认证。

另外，杨莉教授表示也很期待看到数字疗法和线下行为训练的结合。从原理上来讲，数字疗法可以与之互相补充。数字疗法是一种认知促进式的训练，针对孩子能力不足的方面进行针对性改善，比如注意力、记忆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线下行为干预是一种补偿式的训练，由于训练强度和频率原因，对认知功能提升效果有限，但可以授予孩子日常生活中的技能，比如收拾书包。如果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一方面提升孩子的认知功能，另一方面提供其生活所需的各项技能，理论上来讲可以产生更好的康复效果。

对于数字疗法的完善方向，杨莉教授则认为，目前的ADHD数字疗法产品基本可以把传统纸笔式的训练数字化、程序化，使得训练更高效精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些训练通常是孩子通过看视频得到视觉信息，信息输入到大脑再做出反馈，不断重复并强化这个过程以改善其神经功能，局限于感官输入。随着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也期待看到基于脑机交互技术开发出更多创新的产品，更深层次地调节大脑的功能实现更好的治疗效果。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疗法的使用会触达到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而对数字疗法更广泛深入的探索，需要企业和医生的共同努力，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