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有超2000万儿童青少年正在遭受ADHD的困扰，但儿童精神科专业医生数量不超500人，且优质医生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大三甲医院。此外，ADHD就诊率不足20%，仅约三分之一的患者接受了正规治疗。

总体来看，目前ADHD诊疗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供需严重失衡、现有方案多有局限，未来还有很多挖掘机会的空间。那么，数字疗法的出现能否填补这些空白？究竟带来了哪些创新和医疗价值？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如何？一线的医学专家们究竟有怎样的感受和判断？

特邀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WHO儿童心理卫生科研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柯晓燕对数字疗法的疗效验证做了深入的专访

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所长、主任医师，WHO儿童心理卫生科研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  柯晓燕

柯晓燕所长介绍道，关于ADHD这一疾病，在就诊上，其实家长们的认知基础是有的，但到底把孩子多动的情况归于一类疾病，还是行为障碍、教育问题，这个界限家长难以区分。没有相关经历，很难对疾病有真正的感知和准确的判断。所以患者教育仅有知识宣教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患者家庭现身说法。

在治疗上，家长即使接受了诊断结果，也未必接受治疗或是完整的治疗方案，尤其是药物治疗。很多家长会接受度比较差，有的即使接受了也很难坚持长期用药。因此，患者教育在各个阶段都是需要开展的，家长的想法也可能会反复变动，这是一个长期渗透的过程。

针对此，特别是2019年疫情发生以后，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在方寸医生的平台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线上家长教育课堂，以弥补在门诊工作当中时间过短无法进行完整健康教育的短板。整个系列包含三大家长课堂板块——多动症、抽动症、孤独症，在家长中的接受度和互动率很高，切实帮助了许多迷茫无助的家庭。

谈到最近比较热门的数字疗法，柯晓燕所长则表示，目前数字疗法受到关注是因为它的远程特性提高了医疗可及性，并有一些研究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副反应低。但柯晓燕所长认为，数字疗法在小样本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能否推广到不同表型和亚型的ADHD患者群体，还需要在中国人群当中开展完善的临床研究去验证，只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撑才能保证数字疗法有效性。

柯晓燕所长反复强调，数字疗法的产品研发和临床验证都要做得更为严谨。只有这样，产品才能拥有真正的生命力。如果一开始就做得不严谨，产品有效性受到很多质疑，大家可能会因为这一点质疑而否认了全部，得不偿失。不如放慢脚步、稳当一点，明确对什么年龄段、对什么样的神经心理损害有效。

柯晓燕所长指出，需要对国外的数字疗法研究重复验证，进行本土化的开发设计，并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群体进行临床研究，人群限定得越窄就越严谨，可复制性越强，得到大家的公认的可能性越大。另外尤其要关注学龄前儿童，这部分患儿本身临床上不主张优选药物治疗，以家长教育和行为管理为主。并且这个阶段孩子的神经网络以及各项功能的可塑性较强，适合采用数字疗法进行干预。

但前提是不仅要验证数字疗法的短期疗效，更要观察其长期疗效。一种疗法不能仅是无害，仅实现了训练测试成绩的改善，而是要切实有效、达到功能的改善，这才是临床的治疗目标。同时，柯晓燕所长也提醒要避免家长出于用药顾虑，在未结合临床实际的情况下产生疗法偏好，影响治疗效果。还要避免疗效尚未认证的产品过早用于临床、过早市场化，造成不良后果。

柯晓燕教授还表示，中国基层医疗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环，需要可复制性、降低对于专业人员的依赖，希望数字疗法这类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产品，能够真正帮助增强优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减轻临床对专业人员的依赖，让医疗服务更均等化，这应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最近方寸医生与南京脑科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武汉儿童医院等国内顶级医疗机构展开了深度合作。方寸医生的ADHD辅助治疗数字疗法产品（FocusPro1）也已经进入全国多中心多项临床试验阶段，预计将于年内取得NMPA二类医疗器械认证。